28日晚间，上海打破一线城市“缄默”的局面，公布今年新建住房价格控制目标。距“国八条”规定的“大限”只有两三天，目前仅有４０余个城市公布了年度“限价令”，众多一线城市仍“按兵不动”。
　　
　　已揭晓“谜底”的部分城市“控制目标”也引发争议。楼市“限价”怎么变成了“限涨”？地方政府“定价”的依据是什么？地方“问责”如何避免“软执行”？围绕三大疑问，记者进行了追踪调查。
　　
　　“控制目标”为何
　　
　　变成“上涨目标”？
　　
　　记者跟踪４０多个公布房价“调控目标”的城市，没有发现一个“降”字。这些城市普遍“描述”了允许房价上涨的区间，涨幅大都在１０％左右。
　　
　　对部分城市还没公布“控制目标”，一些市民向记者表示不能理解：“这让人怀疑部分地方缺乏调控房价的诚意。希望其中不要有太多猫腻?！?BR>　　
　　对此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王珏林说：“各地政府制定的控制目标要综合考虑地方资源、房价和居民收入水平、保障性住房和土地供应等因素。一线城市由于评估过程很复杂，考虑因素多，因此谨慎地作出判断，靠后公布可以理解?！钡北硎?，不排除一些地方选择参照系时避重就轻、目标过于宽松的做法。
　　
　　中国社科院经济学博士马光远表示，本是“控制目标”，却成为“涨价标准”，且各地制定目标只有上限，没有下限，这会加剧市场上关于房价持续上涨的预期，让“国八条”的调控效果一定程度上打了折扣。
　　
　　“限价”标准为何独缺
　　
　　“居民住房支付能力”？
　　
　　“国八条”提出，各地根据“经济发展目标、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和居民住房支付能力”，确定新建住房价格控制目标。但记者发现，已出台“控制目标”的地方，大多参照了前两项标准，鲜有以“居民住房支付能力”为参照。
　　
　　西安市民黄女士很纳闷：三大标准中，为何独缺“居民住房支付能力”？是一些地方“选择性遗漏”？还是居民支付能力无足轻重？
　　
　　对此，一些专家和地方官员各执己见。上海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，上海今年控制目标中，提出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、扩大住房保障覆盖面，提高居民保障水平，这都是提高居民支付能力的关键环节。
　　
　　北京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所长陈国强则表示，ＧＤＰ和收入增长是现成的量化指标。而居民住房支付能力却不好衡量，需要动用许多资源、建立衡量标准体系。
　　
　　王珏林表示，按照国家制定政策的初衷，新建住房价格控制目标的衡量体系是多元的，一些地方政府对政策的理解显然有偏差，也不排除“选择性失明”的可能。
　　
　　调控“问责”如何
　　
　　防范“软执行”？
　　
　　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，稳定房价和住房保障工作实行省级人民政府总负责，市县人民政府负直接责任。对稳定房价、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工作不力，影响社会发展和稳定的地方，要追究责任。
　　
　　“国八条”提出，对未如期确定并公布本地区年度新建住房价格控制目标、新建住房价格上涨幅度超过年度控制目标的，有关部门要视情况，根据有关规定对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。
　　
　　上海市民刘险峰对记者说，“问责官员”并不是新鲜词，但为何鲜有对房地产调控不力的官员和部门“问责”的先例？“问责”不光关系到百姓对政策实施的信心，还关系到政府的公信力，不能仅停留于文件。
　　
　　“问责不能浮于表面。在新一轮房价调控中，有关部门应制定详细的问责机制。”中国指数研究院副院长陈晟说，只有将“问责制”落实，才能避免调控措施被“架空”。